Daily Archives: 2017/05/04

這裏的管理並不是政府行為雕刻機

而且 2002 年以後,雕刻機國家允許私有企業進入「境外就業服務」,開闢了這麼一個新的中介產業。中介組織是一層一層的,最高的叫「窗口公司」,意思就是說你通過這個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,最下層在街道或者在鎮社區裏,叫「基地」,下面還有聯絡員。中間當然有不少所謂黑中介,也就是沒有政府特許資質的中介,但是這些中介經常都在正規中介的旗下,作為它們的代理而活動。因為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,所以出國的費用也非常高,要六七萬。所以東北的移民跟我們在歐洲的想像——失業工人非法、無序湧向國外——是完全不一樣的。 端:在這種流動裏,如何觀察到了新的結構產生? 項:我調查的中心問題是,這麼一個中介秩序是怎麼形成的,怎麼把個體那種非常急切的,不成型的慾望,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種慾望,換為這樣一個多層級、系統化的管理對象。這裏的管理並不是政府行為,而是私有的商業中介成為了事實上的管理者,它對勞務人員進行控制。 一般來說,普通人想出國,其意願經常是很模糊的,他們怎麼下定決心呢?經常是中介在最基層的「腿」,也就是聯絡員,在底下看誰可能會有出國意願。比方說,離婚的婦女,覺得生活沒有意思,時不時受到非議,就會是一個好的潛在出國者。她有慾望要改變生活,會比較願意在這方面花錢雕刻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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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當時覺得這個說法有點道理雕刻機

項:浙江村原來有兩個特色雕刻機,一是它和總體的社會體制格格不入,具有很強的創新性;二是在其內部高度平等。這兩個特色現在都在消失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產變得空前重要,掌握資產的和不掌握資產的,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區隔。這倒不是完全因為流動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關係,這也和國家政策的干預分不開。我現在關注的東北移民,可能是更加明確的例子。 端:可不可以舉例介紹一下呢? 項:我 2000 年初開始關注東北。那時候我還在歐洲做博士論文,在國際移民組織做短期工作。當時去參加歐盟的一些會,不少人說東北成為了中國新的非法移民的輸出地。特別是在法國,這個說法流傳得很廣。 我當時覺得這個說法有點道理,因為東北從九十年代的後期開始國有企業改革,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徹底地私有化,大面積地「下崗」,下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買斷費,可以拿來出國。所以我覺得把國內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,和跨國移民聯繫起來,可能有點意思。 結果等我研究之後,發現情況完全不一樣。我 2004 年去遼寧調查,發現這個流動過程是被高度組織化的,雕刻機不是說是有什麼蛇頭、非法移民這種組織,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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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不合理的東西雕刻機

項飆(以下簡稱「項」):有,那就是流動雕刻機,我研究的都是跨區域或者跨國界的人的流動。 我想我對流動感興趣,可能是因為它後頭有這樣一個矛盾:一方面大家對「為什麼要流動」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:為了生活更好。這個「好」,是按照常規的主流意識來定義的,大家說怎麼好,就是好。所以你可以說流動在政治意義上是一種保守的生活策略,因為他沒有想到去改變大的社會結構,更不用說革命。很多情況下可以說流動是一種逃避,因為眼前的問題太困難了,要通過流動來解決。 但是在社會意義上,流動又是很不保守的。人在流動過程中能夠做什麼,流動過程當中會發生什麼,這些在一開始顯然是不明確的。按照我們常規的話講,思想比較開放、比較超前的一些人,才會流動。他要面對很多風險,而且要在流動中創造出許多新的做法,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觀和宏觀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。 所以流動有意思,在於它同時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。它一方面會形成新的規則、新的制度,會挑戰、改變舊的一些做法。但這些新的做法,不一定形成質的突破變化,它往往又會很快形成新的等級關係,新的不合理的東西。雕刻機原來人們想通過流動衝破牢籠,但是又會發現有一個新的牢籠出現。 端:在浙江村和東北移民的研究中,你都發現了這種結構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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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探索中國人跟世界的關係雕刻機

碩士畢業,項飆前往牛津讀博。初到英國雕刻機,他決心嘗試一個完全不熟悉的題目:研究流散海外的印度 IT 從業者,為此他耗費數年,輾轉於悉尼、海德拉巴和吉隆坡之間,險些沒能畢業。印度 IT 工人的勞力輸出從鄉鎮到大城市,從大城市到海外,在流動性、個人成功之外,項飆發現了多重不平等:傳統的社會分層繼續在新的經濟模式中改頭換面。 研究越做越多,項飆發現自己和文字的關係「不是很親密」——「我對文本不是很敏感,不是說讀不懂,而是覺得看很多當代的研究不太能激發思考,很模糊。」 項飆覺得調查材料像是個在手中跳動的活物,要把它轉化成接軌熱點理論的學術文章,就特別棘手。 「今天的學院工作,又要快又要拽,我這兩個都不行。」 他希望繼續探索中國人跟世界的關係——印度、印度尼西亞、尼日利亞——「理解異文化的理念、傳統和智慧,反思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」。然而他說,這些工作比想像中難多了雕刻機。 訪談 端傳媒(以下簡稱「端」):你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關注「浙江村」,讀博的時候又轉向了印度,研究程序員的全球流動,之後又研究東北移民。你的研究一直是「全球」的,這裏面有沒有一條連貫的主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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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覺得自己像是個幹體力活的雕刻機

對很多人來講,工作是一種「不認命」……雕刻機我覺得,現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,要「認命不認輸」 命是結構性地擺在那裏的。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,也就能夠從裏到外地對社會形成新的理解。 人類學家項飆說自己不像知識分子,卻像個調查員。 人類學家項飆說自己不像知識分子,卻像個調查員。圖:項飆提供 執教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項飆今年45歲,他覺得自己像是個幹體力活的。 「我像個調查員,不像知識分子」。 項飆出生於浙江温州,平日往返於英國、中國與日本之間,研究、教學,陪伴家人。近些年,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國東北移民。隨着 90 年代的市場化轉型與產業工人的「下崗」,大量來自東北城鄉的勞動力,通過中介到外國打工,再回到東北生活。項飆想知道,這些流動對他們和對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。 1992年,就讀北大社會學系的二年級學生項飆,來到北京市郊的「浙江村」調查,最終以這裏為田野,完成了碩士論文《跨越邊境的社區》。項飆在浙江村內部看到新生的變革力量——一種改變社會、突破體制的活力雕刻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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